致美国华人社区：
我叫黄艾琳（Eileen Huang）， 是耶鲁大学英语系大三学生。PBS的最新纪录片《亚裔美国人》播出以后，有人约我就美国华裔历史写一篇观后感，或者写一首诗也行。可是，我发现在这个时候很难作诗。我不想只关注我自己族裔的历史和故事，而不去了解和认识所有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经历的挑战，痛苦和创伤（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族裔的遭遇），哪怕是在今天。鉴于明尼苏达州的抗议活动是由白人警官和亚裔警官谋杀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引发的（编者注：Derek Chauvin已被当地检察官以三级谋杀和二级杀人罪起诉），我特别想谈谈亚裔美国人社区中盛行的对非裔的歧视和敌视态度。如果我们不认真反省，这种态度会给我们所有人招来暴力。
“我们和非裔站在一起”，耶鲁华裔学生写给爸妈和华人社区的公开信
我们亚裔美国人中长期以来一直普遍存在着敌视（或歧视）黑人的言论和成见。我从小就听到亲朋好友（甚至我的父母），对黑人社区微妙的、有时明显是种族主义的谈论：他们在不好的社区长大；他们造成了太多的犯罪；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跟黑人交朋友，不要卷入黑人运动中。
他们的意思很明确：我们是模范少数族裔——医生、律师，听话，安分守已，有成就。我们跟其他有色人种不相干；我们甚至会站在美国白人一边贬低那些人。我周围的亚裔美国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愿意，有时甚至拒绝参加有关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种族暴力的讨论，哪怕他们被白人至上主义者追杀，哪怕他们在自己的社区被无情地枪杀，哪怕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谋杀，哪怕他们的孩子因为携带玩具枪或偷口香糖而惹来杀身之祸时；甚至当他们的母亲满含悲伤出现在电视上，乞求和哭诉，渴望伸张正义时；甚至当“敌视黑人”的现实与我们自身所遭受“系统性种族主义”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亚裔美国人宁愿相信我们会幸免于种族歧视。毕竟，我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富裕的社区，把孩子送到顶尖的大学，从事舒适的专业工作。正如诗人Cathy Park Hong所写，我们相信我们是“下一个……被同化的人”，我们会获得白人所拥有的特权，会从因为肤色导致的所有负担中解脱出来。
然而，我们在这个国家的生存一直是有条件的。十九世纪当中国劳工初来美国时，他们被私刑处死，《排华法案》禁止他们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确针对某一种族群体的联邦法案。当早期的亚裔移民，如Bhagat Singh Thind，试图申请公民身份时，所有亚裔美国人都被剥夺了法律人格权，而直到1965年，法律人格权只能授予“自由白人”。当珍珠港被炸时，日裔美国人被围捕、拷打并拘禁在集中营。当冷战达到顶峰时，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华裔美国人受到联邦特工的恐吓。很多家庭失去了工作、生意和生计。当新冠病毒袭击美国时，亚裔美国人遭到攻击、唾弃和骚扰。我们被指责为“病毒携带者”；我本人最近就被指是“吃蝙蝠的人”。我们误以为自己在这个国家表现出色，直到有人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太舒服——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属于这里。
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我们不属于这里）：1982年6月19日，当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因来自日本的竞争而每况愈下时，27岁的华裔陈果仁（Vincent Chin）走进一家酒吧，庆祝即将到来的婚礼。被解雇的白人汽车工人Ronald Ebens和他的继子Michael Nitz也在场。陈果仁离开酒吧时，那对父子跟踪他，把他逼到一个麦当劳的停车场，然后用金属棒球棒猛击他，直到他的头颅开裂。他们对陈果仁说：“正是因为你这个婊子养的，我们才失业。” 后来，这个谋杀案传开，在美华人义愤填膺，要求判Ebens和Nitz有罪。谋杀陈果仁的凶手们只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罚款3000美元，没有坐牢。郡法官Charles Kaufman说：“这两个人不是该被送进监狱的那类人“。那么谁该被送进监狱呢？
观看《亚裔美国人》时，我被陈果仁的妈妈Lily的视频片段深深地困扰。她是一个小个子华裔女人，长得像我的奶奶，或者我的妈妈，姨妈姑妈。在镜头前，她的脸皱巴巴的；她哀求和哭泣的声音可怜得像动物一样，“我要为我的儿子伸张正义。”在陈妈妈的所有镜头中，都有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等非裔民权活动人士围绕在她身边。他们保护她，不让新闻记者消费她的悲伤。后来，他们跟华裔活动家一起走上街头，高举标语呼吁结束种族暴力。
虽然我们无法将亚裔美国人面临的挑战与非裔美国人遭受的野蛮暴行相比，但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正是因为非裔美国人发起的民权运动，亚裔美国人才不再被称为东亚病夫；正是因为非裔美国人呼吁结束种族主义的住房政策，我们才得以和白人住在同一个社区；正是因为非裔美国人反对种族主义归化法，亚裔美国人才获得了公民身份，并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认。正是因为非裔美国人的社会活动，陈果仁这样的故事才被人们记住。我们之所以有坦然地成为“模范少数民族”的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或因为我们努力，而是靠其他被边缘化群体多年的斗争和支持得来的。
2020年5月25日，非裔乔治·弗洛伊德被指控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杂货店使用20美元假钞购买香烟。对此，白人警官Derek Chauvin赶来，他抓住弗洛伊德，用膝盖卡住他的脖子上长达八分钟。在随后网上流传的视频中，你能看到，在三四分钟的时间里，弗洛伊德为自己的生命哀求（视频看到他流着血），他说自己已经无法呼吸。乔文继续用膝盖压迫他。与此同时，视频显示，在背景中，一名亚裔警官Tou Thao就站在Chauvin一边旁观。只是旁观， 什么都没说，任由弗洛伊德慢慢地停止挣扎。
我看到，我周围的亚裔美国人也保持着同样的沉默。我对华裔社区尤其感到失望，他们对谋杀美国黑人所持有的沉默让我感到震惊。在明尼阿波利斯，有那么多有色人种的活动家联合起来支持抗议者的同时，也有那么多美国华人选择了对这次抗议“置身事外”。同一群华人曾经在新冠流行期间大声疾呼反对歧视亚裔，但在谈到弗洛伊德的谋杀案（Ahmaud Arbery、Breonna Taylor、Tamir Rice、Sandra Bland、Trayvon Martin、Michael Brown, Freddie Gray，和无数其他仅仅为了生存而被杀害的美国黑人）时，他们却令人不解地保持沉默。
我看不出我们对电视上的黑人母亲有同情心，她们像陈果仁的妈妈Lily Chin那样，乞求为儿子伸张正义。我没看到我们中有多少人和黑人抗议者一起游行。我没有看到我们给黑人领导的组织捐款。我没有看到我们为杀害无辜黑人的白人，比如陈果仁的谋杀犯，没有受到制裁而出离愤怒。我没看到我们对非裔抗议者表示任何声援（编者注：美国华人联合会已经发表公开声明🔗并正在联合非裔、犹太裔社区领袖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在全美抗议人群中也有亚裔面孔出现），抗议者被喷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而就在几周前，白人新冠“抗议者”手持AR-15游行，警察连碰都没碰过他们。相反，我听到我们称他们为“渣子”、“暴徒”、“掠夺者”——和美国白人曾经给予我们的污名一样。我看到我们，比如我自己的家人，仅仅把特朗普要派国民警卫队前往明尼苏达的推特当作笑谈。
想象一下，如果非裔美国人不加入亚裔美国人的活动，我们会怎样。我们仍然会被称为东亚病夫。我们将生活在更加隔离的社区，就读更加隔离的学校。我们就不会被允许进入这些精英大学，不会在舒适的职业生涯中进步。我们会是非法移民。我们，和其他人，都不会记得陈果仁这样的故事。
我呼吁所有美国华人观看《亚裔美国人》这样的作品，认真反思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反思我们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我们的觉醒和自由与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西班牙裔美国人等的自由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历史之外。乔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曾经发生在19世纪的中国劳工和陈果仁身上，并且将继续发生在我们和所有少数族裔身上，除非我们不再保持沉默。沉默从未保护过、也永远不会保护我们。
我们华裔的历史不只有一大串听话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我们的历史中更有革命者、活动家、斗士，尤其是幸存者。我经常想起日裔集中营幸存者Yuri Kochiyama，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民权活动家，并与马尔科姆·X（Malcolm X）等非裔活动家建立了密切关系。她曾说，“我们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我拒绝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呼吁对我们自己社区的种族公正。贬低或压制其他少数群体的正义根本不是正义。白人至上主义几百年来一直在威胁我们所有社区。在这个许多享有特权的少数族裔都站在白人至上立场上的时候，我要问：你和谁站在一起？